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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行,用了他们又不受节制!你道如何是好?” “是!”翁同龢乘机说道,“既然不用他们不行,就只有想法子加以节制。” “难!”恭王摇摇头。 “不难!”翁同龢几乎是应声而答,针锋相对的意味显得格外重。 “噢,”恭王很虚心地问,“倒要请教!” “朝廷自有纪纲,纪纲一立,草偃风从。纵有跋扈之臣,及时裁抑,他人自知警惕。” 这话也无非老生常谈,了无异处。恭王便点点头,不再问下去了。 见他是不以为然的模样,翁同龢心知正论失于空泛,得举实例,才能打动他的心。于是想了一下,故作惊人之语:“从来皇纲有失坠之虞时,必得杀大臣立威!” 果然,恭王大吃一惊,“杀谁?”他问,“杀大臣可是绝非两宫所愿,而且时当承平,何由能杀大臣?” 看他已倾注了注意力,翁同龢便微微笑道:“不是真个要行诛戮,略师其意可耳!” “这倒可以。”恭王很有兴趣地问,“如何师法?叔平,你倒画一条策看。” 翁同龢不即答言,举杯相敬,对干了一杯,方始徐徐开口:“王爷,我先说段掌故你听。高宗慧贤皇贵妃是汉军旗,本姓高,这是王爷知道的?” “是啊!慧贤皇贵妃的父兄,不就是高斌、高恒父子吗?” “是!我要讲的,正是高恒的故事——” 高恒是椒房贵戚,在乾隆初年,干过好些阔差使,乾隆二十二年任为两淮盐政,这是举国第一个肥缺,高恒当了八年之久。乾隆三十三年,整顿两淮盐务,高恒在任内除照例的陋规以外,额外贪污至数百万银子之多,事发定罪,高宗朱笔亲批“斩决”! 其时军机领袖是孝贤皇后的胞兄傅恒,当时便为高恒求情:“高恒是高贵妃的胞兄,请皇上推恩,免他一死!” 高宗立即答说:“贵妃的兄弟犯法,应当免死;皇后的兄弟犯法,又当如何?” 一听这话,傅恒浑身发抖,面无人色,终其一生,战战兢兢,勤慎当差。这就是高宗驾驭臣下的手段。 恭王听完,默默无语,好久才说了句:“若能破除情面,纪纲自然可立。” “是!是!”翁同龢急忙接口,“王爷真是一针见血之论。” “但是,这也需有机会才行,总不能无缘无故把脸去撕破。” “机会多的是,眼前就有。” “噢!”恭王想了一下说,“我想不起有这样的机会。” “杨乃武一案,就是机会!借杨石泉以儆督抚,是个好法子。无奈中间有关碍。” “什么关碍?” “就是情面。”翁同龢说,“此案须从余杭县下手,而余杭县刘某别有背景——” “啊,啊!”恭王脱口插言,“我知道了,我知道了!” 知道其中的障碍是一回事,肯不肯动手移去障碍,又是一回事。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:“王爷,还想知道些什么?” “案情。”恭王只说了这两个字。 这便很难回答了。全案经过,颇为复杂,一时哪里讲得完?只好再问一句:“莫非王爷对这件案子的始末,竟一无所闻?” “不是,你误会了!”恭王答说,“我是指案情中最要紧的地方。杨乃武是不是负冤?” “是的。” “那么,那个什么小白菜,也是冤枉的啰?” “正是。” “这么说,她丈夫不是她毒死的?” “不是。”翁同龢又说,“照目前审问所得的口供来看,死者究竟是被毒而死,还是病死,都大成疑问。” 听得这话,恭王很注意了,“然而,何以初验、复审,都执定是中了砒毒?”他问。 “这就非问余杭县刘大令不可了。不但要召刘大令到案,还得提尸棺到京,详细复检。” “噢!”恭王想了好一会儿,自言自语地说,“没有!没有看到刑部的奏折。” “关碍就在这里!刑部不能破除情面,所以至今还未复奏。” “这倒也不一定是情面上有关系,保全善类,朝廷责无旁贷。如果地方官平日奉公守法,偶尔有一两件事处置不当,亦不宜过于苛责。”恭王问道,“这余杭县姓刘的官声如何?” “那就不知道了!”翁同龢提醒他说,“军机章京中,杭州人很多,王爷何不找他们问一问?” 恭王会意,余杭县官声不佳,只是翁同龢既非浙江人,又不曾亲履其地,不便直说而已。因而点点头想了一会儿,又问到杨乃武与小白菜。 “案中两主犯,到底有jian情没有?” “这,这恐怕不免。不过,那是另一回事,不能说他们有jian情,就认定有合谋毒杀本夫之事。听讼如有此成见,天下将不知有几许人含冤负屈!” “嗯,嗯!”恭王深以为然,对他自己这一问,作了解释,“两宫太后,垂帘听政,而有妇人负此重谤奇冤,后世必以此推断我辈跋扈弄权,以致以两宫之尊亦竟不能庇护区区匹妇!所以,这一案,我一定要上奏请懿旨。如果小白菜果真清白,话就更容易说了。” “王爷能有这样的看法,